2009年11月2日星期一

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关于唐德刚先生

Posted: 01 Nov 2009 05:13 AM PST

1.

10月26日，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美国去世，享年89岁。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想我要写一篇纪念文章，因为唐先生对我有过重大影响。

2.

回想起来，那还是大二的时候，我在图书馆里偶然翻到一本《胡适口述自传》。读了几页，觉得很好懂，又觉得很新奇，因为这本书的注释比正文还要长。我就把它借了出来，仔细读完了。

它带给我的震撼，难以用语言形容，简单说就是突然"开窍了"。我以前不知道，历史可以写得这样好看，比小说还要精彩，不仅仅是在讲故事，还写出了历史变化的脉络，让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深刻了好多。我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上存在一种活泼的学术，在刻板乏味、死气沉沉的教科书和宣传机器以外，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以跟随。后来，历史学成为我终生的爱好，这本书起到了启蒙作用，以致于我在2007年寒假又重读了一遍，并且做了详细的笔记。

这本书的编者和注释者，就是唐德刚先生。他的注释写得天马行空，妙趣横生。

比如，他这样回忆了自己在重庆读中央大学时的情景：

中央大学是一个有名的"铁门坎"，要爬过这个门坎，真要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可是惭愧的是，我们那时的文科，也是一个有名的"放生池"，一旦阴功积到，跨入大学门坎，然后便吃饭睡觉，不用担心，保证四年毕业！

当年，我们在沙坪坝上课，教授与我们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他们上他们的课堂，我们坐我们的茶馆，真是河水不犯井水。考试到了，大家挤入课堂，应付一下。如果有保送入学的"边疆学生"，或起义归来的"韩国义士"，用功读书，认真地考了个八十分，大家还要群起讪笑之，认为他们"天资太差，程度不够！"

因此要看"天资不差，程度很够"的高人名士，只有到茶馆里去找；因为他们都是隐于茶馆者也。那时，沙坪坝一带茶馆里的竹制躺椅（美国人叫"沙滩椅"），据说总数有数千张之多。每当夕阳衔山，便家家客满。那些茶馆都是十分别致的，大的茶馆通常台前炉上总放有大铜水壶十来只；门后篱边，则置有溺筒一排七八个。在水壶与溺筒之间，川流不息的便是这些蓬头垢面、昂然自得、二十岁上下的"大学士"、"真名士"。那种满肚皮不合时宜的样子，一个个真都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再生。稍嫌不够罗曼蒂克的，便是生不出苏、柏二公那一大把胡子。

诸公茶余溺后，伸缩乎竹椅之上，打桥牌则"金刚钻"、"克虏伯"，纸声飕飕；下象棋则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无牌无棋，则张家山前，李家山后；饮食男女，政治时事……粪土当朝万户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馆，心存邦国，眼观世界，牛皮无边！

写得真是太好玩了！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把抗战时的大学生写得这么活灵活现，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就生活在历史当中一样。

3.

唐德刚先生是安徽人，1920年出生于合肥乡下，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回到安徽在一所中学担任历史老师。1944年，出任安徽学院史地系讲师。1948年，自费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

初到美国，唐德刚的生活非常窘迫。

1949年春初，我衣袋内只剩七元现款，而尚欠一周房租未付。一位年轻而多金的中国同学对我说，如果他是我，他早就"发疯"了。但是我没有"发疯"，因为抗战期间，我流浪至陪都重庆之时，一袭单衣、一双草履之外，袋内只剩半个四川大铜板。那时在重庆没有"发疯"，如今在纽约身着西装、足登革履、腕带钢表，实在无"发疯"之必要。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后来，依靠慈善组织的资助，他才得以度过难关，读完学位。

4.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唐德刚给以前安徽学院的系主任写了封信，试探性询问能否回国。但是，他没有收到回信，从此断了回国的念头，开始考虑如何在北美长期居留。由于不知前途何在，他心中非常灰暗。

他回忆说，待在学校把博士学位读完，实在是无奈中的选择。

我当时是改行有心、而无魄力认真执行的少数弱者之一。我那时还在哥大有气无力地继续读我的美国史博士学位。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读到读不到，不用说我毫无把握；读到了，又干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

读书这个行为，事实上只是"不读书又干啥？"这个问题，自我解嘲的答案而已。

我之所以读下去的原因，实是个性优柔寡断的结果，拿不出勇气，把这块鸡肋丢掉。既无决断，那就变成漫无目标的"拖"了。日子拖久了，檐溜穿石，糊里糊涂也就读完了，时代也变了。在原来无心参加的洋科举里，忽然混了个洋功名；居然又靠这洋功名穿衣吃饭，一切一切，均非始料所及。在一个惊涛骇浪的时代里，一个懦夫，随俗浮沉，身不由己，最后还是走上教书吃饭的老路，岂命也夫？！

有一次，纽约的华人社区包了一条大游艇开水上晚会，他在游艇上，看着曼哈顿岛的灯火，想想自己流落纽约，前途茫茫，不由赋诗一首，感叹：

莫向故人话故园，神州事已不堪论。
十年书剑皆抛却，慢惹扁舟楚客魂。
一寸丹心半似灰，错随仙子到蓬莱，
劝君莫论中原事，且乘歌声舞一回。

5.

拿到博士学位后，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讲师兼中文图书馆管理员，自称"纽约的华裔知识界流浪汉"。就是在这时，他结识了胡适。50年代初是胡适一生的最低点，他被大陆批判，被台湾排挤，只好在纽约当寓公，除了买菜和打麻将以外，无事可做，就经常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看中文报纸。唐德刚正好是那里的管理员，而且两人都是安徽人，因此就这样认识了。唐德刚回忆道：

胡先生那时经常在哥大图书馆内看书，来时他总归要来找我，因为我是馆内他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我替他借借书，查查书。有时也为他开开车，并应召到他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里吃一两餐胡伯母所烧的安徽菜。胡伯母的菜烧得和她麻将技术一样的精湛。但他二老限于精力不常请客。我去时只是如主人所说"加双筷子"，又因为我是安徽人，对他二老的家乡口味，一定可以吃得来的缘故。

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拨了一笔经费，要搞中国近代名人的口述历史项目，唐德刚就去找胡适录音，这就是《胡适口述自传》一书的来历。以后，唐德刚还陆续完成了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人的口述传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和中华民族留下了珍贵的财富。

这其中包含的艰苦劳动，是外人难以想像的。虽然有经费保证，但是唐德刚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因此整个项目都是在他的业余时间完成的。他要先编写采访大纲，然后在下课后自己开车，到采访对象家中录音，回来后再整理成文字，翻译成英语，做成打字稿。最后的成果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财产，他没有处分权，只能以"整理者"的身份署名而已。而且这也不算他的学术成果，所以整件事情纯属对个人没有任何好处的苦差。但是，唐德刚先生出于为民族为后人保存历史真相的考虑，以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倾一人之力，完成了这个项目。

另一方面，这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华人知识分子在美国学术界没有地位，只能在底层为洋教授打工，难以出头。

6.

唐德刚先生还说过一件事：

胡适先生逝世之后，我又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部工作多年。

纽约是世界游客必经之地，路过纽约的汉学家或与汉学有关的"知名之士"又必访哥大。他们早晨从旅馆动身，十时左右驾临，拜访校中首要。寒暄握手、互倾积愫约数十分钟之后，主人总要问来客，看过敝校丰富的"中国收藏"没有？见过我们的管理员唐博士否？客人总是说久闻宝藏，极思观摩，一广见闻。这样主任便招呼助手，率领贵宾，浩浩荡荡地杀向"唐博士"办公室而去。

他们来的不迟不早，正是上午十一点半钟！此时此际，留客人便饭，也是人之常情。客人以为主人既身为名牌大学的"主任"，必有"公费"，故亦"领情"无疑。可是，七年之中，我从未拿到一分钱的招待费。这种经常性的招待，对一个有四口之家的低薪小职员来说，负担也未免太重了一点。

1972年，唐德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到纽约市立大学，在亚洲学系担任教授，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直到退休。他对自己的教学工作是这么看的：

我坦白地告诉我的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学历史或亚洲文化，在美国是没饭吃的。我劝他们"兼修"一点电脑、教育、或会计……一类"实际一点"的课，以便大学毕业后好去"谋生"。如此，我也自觉稍减"误人子弟"的内疚。

7.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唐德刚的学术地位不如另一些人。这是因为他写的正规学术论文比较少，时间都被本科生教学占用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传记和杂文，甚至还包括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而且，他写文章喜欢用第一人称发表议论，夹杂个人经历，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更像个人判断、而不像客观结论的历史观点，这些都不利于他的作品被同行引用。

但是，对我来说，毫无疑问地，唐德刚先生是当代最优秀的中国历史学家之一。虽然他自己恐怕没有想过要当大师，但他是真正的大师。如果你想正确地理解中国过去150年的历史，如果你想摆脱政党控制的宣传机器，了解中国近代史的真相，那么就一定要去读他的书。

历史学家的工作，不仅仅是发现史实，更重要的是指出历史变化的原因，说出将过去、现在、未来连在一起的神秘力量。他们传播的，其实不是"史"，而是"识"。

读唐德刚，做一个有见识的中国人。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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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德刚作品下载
　　* 唐德刚简介
　　* 唐德刚《佛的境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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