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7日星期四

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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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Mark Blaug的自传

Posted: 07 Oct 2010 04:42 AM PDT

台湾清华大学的赖建诚教授，在网站上贴出了一篇译文。

我觉得很好看，转贴在下面。

原文比较长，我删去了纯学术的部分，只留下了生动的小故事，以及一些很有启发的思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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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经济学家（精简版）

作者：Mark Blaug

高景仲 译

赖建诚 校


【作者简介】

Mark Blaug，1927年生于荷兰，195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一直从事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2年加入英国籍。


【正文】

一、马克思主义

1944年，我17岁，在纽约读高中，选修了一门商业课程。

学期的最后一周，有一场讲座，主题是解释如果地租没有限制地增长，就会造成贫穷、战争、以及其它现代文明的弊病。这正是亨利•詹姆斯的著作《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1879）中的观点。

这个讲座引发了我的兴趣，但并未让我完全信服。不久后，我成为纽约大学的一年级新生，结交了几个左翼同学。他们先介绍我看列宁与斯大林的小册子，之后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大部头。我深深被这些文章折服，几个月内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一心虔诚地追随马克思。

为什么我那么快地就被马克思主义吸引？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闪耀着那种掌握绝对真理的氛围，特别是列宁与斯大林以激烈、不容置疑的语调，对付敌营的知识分子。其次，马克思主义有百科全书式的触角，让我感觉这是社会的普世科学。最新的选举结果、法国大革命、古希腊王朝、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风潮、贝多芬的艺术倾向、《浮世德》的主题等等，都有可能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我年轻时喜欢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就像为我量身定做，使我可以大言不惭地，对所有题材发表意见。

马克思主义主张"经济决定论"，也就是说，经济利益与经济力量，是社会发展与政治斗争的根本原因。进一步推论，所有社会问题最终都可归结为经济问题，因此经济学就成了社会科学之母。所以，我很快决定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有一整套概念、工具、专有名词、术语，比如"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模式"与"生产关系"、"矛盾斗争"与"对立统一"等等。一旦掌握了这套技术性语言，就可以创造出一个自我论述的文化体系。在这个文化体系中，不夸张地说，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能了解你。这让我第一次了解到，知识界自我哺育的学术文化。

二、再见，共产主义

我并不只是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而且还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出席政治会议、参与政党示威。但是这个时期很短暂，因为我天生不服从权威，所以很快就被逐出共产党。

事情是这样的，1945年二战接近尾声，为了让美军永久驻在德国，罗斯福总统提出一个建议案，得到了美国共产党主席白劳德（Earl Browder）的支持。斯大林反对罗斯福的这个提案，白劳德的命运顿时急转直下，他的主席职位被革除，并被逐出共产党，瞬间成为"不受欢迎人物"。几个同情他的大学生，征集签名支持白劳德，经过一番考虑后我签署了。结果，我马上就被叫去出席党内的审查会议，由于在会上我没有表示悔意，就被开除党籍。从那时起，许多党内友人与旧识，不仅不跟我讲话，甚至在街上相遇也装作不认识，很难相信党内同志翻脸的速度如此迅速。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对左翼政治现实的痛苦觉醒。

虽然从1945年起，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但却要用至少七、八年的时间，才彻底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影响。1945--1952年间，我头也不回地与共产主义渐行渐远。

经济学念得越多，我就越不相信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预测，绝大部份都错得离谱。他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至少在当代西方国家已经很少有经济学家相信了。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经济学家，相信马克思的一个主要观点：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对劳动力的剥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因为"工人一无所有，资本家不用工作，只靠剥削工人生存。"换言之，他们问的是：我们都要工作维生，而少数人可以不劳而获，这样公平吗？（当然，唯一的答案就是非常不公平）。但他们不问：如果没有不平均且不公平的财富分配，资本主义还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吗？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同意，资本主义并非教化人心的体系，它是粗暴、残忍、道德沦丧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可以创造出经济成长。

三、麦卡锡主义

1950年，我已经从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一年级。当时皇后学院经济系主任Arthur Gay因车祸丧生，系里找人接他的课。我曾是他的助教，因此他们问我是否试一试。于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有无数的课程要教授，个体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以及从没读过的营销学。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前，紧张到前一晚把内容全背下来。

正当我开始上课之时，麦卡锡参议员主持的"非美委员会"来到市立大学，调查校内的共产主义分子。他们要求三位知名教授回答："你现在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吗？"三位教授都拒绝与委员会合作。尽管三人都是终身教授，但还是迅速被解雇。

其中一位是皇后学院的劳动经济学教授Vera Shlakman，她是我的老师，也是当时的同事。她的政治态度左倾，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上过她的课，知道她小心地保持中立，极力避免向学生灌输意识形态。几个学生发动签署请愿书，要求校长让Vera Shlakman复职。根据学院章程，请愿书至少要有一位院内教师签署。学生找遍经济系四十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助教，没有人愿意签署。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找到我。出于我对Vera Shlakman教授的尊崇，也因为无法接受自己变得怯懦，我签了名。二十四小时内，我就收到了Thatcher院长（奇怪的是，四十年后竟然还记得他的姓名）的字条，告诉我若不立即主动辞职，将会被免职，并列入未来招聘的黑名单。

接下来一两天，我考虑过发动大规模抗争，并发表强硬的个人声明。但是最终，我还是静静地递出辞呈。

年轻时，我曾天真地相信，知识分子会捍卫自由，对抗当权者。但是经过这次事件，我失去了对知识分子与学者的所有尊敬。只要有足够的压力，他们会向麦卡锡、希特勒、斯大林、萨达姆、或者任何背后有强权支持的人低头。

辞职之后，我陷入绝境，没有了皇后学院的授课薪水，很难维持生活。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告知我已经得到"社会科学研究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奖学金，让我到国外撰写博士论文。显然，有人暗中对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伸出援手。

四、职业经济学家

于是，我来到了伦敦，生命中最美好的两年从此开始。我选择《李嘉图学派在十九世纪经济观点的变迁》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最后取得的丰硕成果超乎想象。我也从此发现，学术研究是自己真正的强项。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找了个房间，过着中世纪僧侣的生活，一周七天，每天阅读、写作长达十八个小时。

1954年夏天，我回到美国，参加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的面试。日后成为我上司的William Fellner是面试主持人，我觉得有必要解释，辞去皇后学院教职的原因。他打断我，说："我们是一所私立大学，不在意几年前公立大学发生的事。"这印证了弗里德曼的论点：一个自由的就业市场，比一个被国有机构垄断的体系，更能确保个人自由。

进入耶鲁大学任教还不到一年，我就被要求接替William Fellner的经济思想史课程，理由很简单，系里没有其他老师愿意接。于是我意识到，二十七岁的我，正在一所顶尖学校，教一门研究生必修课。这让我非常紧张，以至于过度准备，在几年内累积了数千页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成为我唯一知名的书《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

可是，我的学生都是典型的美国研究生，只想学现代经济学的工具与方法，完全不在乎经济史和思想史这类学术性的课程。我告诉他们，思想史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无可匹敌。如果我不知道某个思想的来龙去脉，我怎么可能真正了解这个思想？

经济学和其它学科的伟大理论一样，都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的。也就是说，要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伟大的思想，就必须先理解过去的文献。换句话说，没有经济思想史，新的经济理论怎么可能从天而降。除非你愿意无条件地接受新经济理论，否则你一旦想评论它，就必须问它是从哪来的，而这个问题只有思想史才能回答。

五、回到英国

1962年，我拿到研究资助，从美国到巴黎一年，继续十九世纪的棉业研究。那年年底是耶鲁大学升等的年限。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六年后，学校必须提升你为终身职副教授，否则就是让你离开。耶鲁大学不让我升等的原因，是他们不需要专攻经济思想史的资深教授，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另寻出路。

现在想到1954年回美国这件事，就让我感到灰心。即使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我始终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对我来说，美国人太粗线条、太市侩。面对那些粗鄙的美国人，我还有一些身为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正如约翰•穆勒所言，在美国"男人全心抢钱，女人全心喂饱男人"，或者如王尔德所描述，美国"这个国家，从野蛮直接跳到堕落，缺少中间的文明阶段。"最后，我决定搬回英国。

我申请了几所英国大学的教职，但是1962年的学术就业市场没什么扩张，我很快就了解到，可能再过一年都找不到工作。这时，我幸运地碰到伦敦大学教育学院（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院长Lionel Elvin，他告诉我教育经济学在英国是个新领域，他们有个名额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我从没听过"教育经济学"，但是勇敢地写信给Lionel Elvin，坦承是教育经济学的新手，但想知道教育学院能否以一或两年为期聘用我。院方同意了，出乎双方意料的是，这两年的聘期结果变成了23年！我提这些事，只是要强调意外在人生扮演的角色。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属于教师进修学院，学生大多是老师。我的授课时数不多，行政工作负担也轻，首度可以全心投入写作与研究。虽然没有经济学家可以对话，但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就在同一条街上，因此也不以为苦。不久后我就到伦敦政经学院兼课，我的时间就平分在这两个学院。

六、联合国顾问

在教育学院任教这些年，我花了许多休假时间，在亚洲与非洲担任联合国各种组织的教育顾问，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咨询。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

开始时，我满腔热血，想帮助第三世界的贫穷人民。但随着时间消逝，我愈发觉得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害处大于益处。联合国的援助代表团，不过是一出超级大戏。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部长与政客，利用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去得到想要的援助，同时中饱私囊。目睹太多贪污与政治表演之后，终于让我对"联合国顾问"的角色感到厌倦了。

那些国家想要进行现代化，豪言"创业家精神"，但是却不接受"彻底的个人主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70年代几乎每一份我帮忙撰写的经济顾问报告，都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委托的。这些独裁者在报告发表时，或发表不久之后就被推翻了，接下来掌权的人常常把前任视为敌人。经济学家对外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影响力，这个观念早就不再成立了。

七、经济学方法论

最后，我想谈谈对经济学的一些看法。

1950年后，经济学变得愈来愈数学化。也就是说，经济学只关心分析的数学基础，而不惜牺牲经济分析的现实相关性。

数学理论能帮助我们增加多少对经济的了解？一点也没有帮助。没有数学家会认为，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数学上有什么贡献，但是它可以帮助数学家获得经济系的教职。当代经济学理论，充斥着无结果的数学形式主义（sterile formalism)。

我深信，经济学必须关注现实世界的问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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